南昌文化书社创办侧记

方志敏在狱中撰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提到：“与几个同情的朋友由上海回到南昌开办一家新文化书店。”文中所谈的“几个同情的朋友”，就是指乐安大金竹人张田民、张禅林兄弟等人。

张田民,1891年出生于乐安大金竹村，自幼聪颗好学，在省立(临川)第三师范毕业后，于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攻读社会经济学。在日本求学期间，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学成回国后，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在广东大本营、《中山日报》、粵汉铁路局任职。1920年回到江西，在南昌创办“一平印刷所”，编印《大江报》及《黎明》等报刊，并承印《新江西》等进步书刊。

张禅林,1902年出生，年少时受哥哥田民进步思想的熏陶，毅然离开故乡到上海学习英语，后师从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学习世界语，学业得以突飞猛进。爱罗先珂与鲁迅交往甚密，“五四”运动后，鲁迅介绍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讲授世界语，张禅林随同前往北京，担任北京大学助教和爱罗先珂的随身翻译。张禅林与爱罗先珂朝夕相处，师生情谊日益深厚，是爱罗先珂的得意门生，号称三大弟子之一，并成为世界语倡导人之一。

▲ 1922年5月23日 摄于北京世界语学会。前排左起：王玄、吴空超、周作人、张禅林、爱罗先珂、鲁迅、Sofoklof、李世璋。

而后，张禅林途经上海、苏州，返回南昌与胞兄田民一起，共同打理“一平印刷所”。在上海逗留期间，张禅林偶遇从九江漂流到上海的方志敏。都是怀抱理想的进步知识青年，且为同乡，因此，一见如故，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922年8月，方志敏从上海秘密回到南昌，当时方志敏刚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次是受团组织派遣，负责创办“南昌文化书社”，宣传马列主义，发展革命组织。

来到南昌后，方志敏住在张田民所办的《大江报》楼上，为尽快了解南昌学生运动的情况，他特地走访了南昌学生联合会。学联之行以后，“方志敏回来了”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许多进步学生闻讯纷纷前来看望这位当年因闹学潮而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其中包括邵式平、黄道、刘珍年、朱大贞等。他们见面后，都不约而同地问方志敏回昌有何任务。

方志敏告诉他们：我的公开身份是心远大学的旁听生，这次回南昌来，创办一个青年自己的文化书社，需要资金，大家都想想办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同学们一听，有的马上就掏口袋，把身上带的钱都拿了出来。方志敏十分感激：“同学们的心意我收下了，但这些钱是不能收的。再说，办书社，需要一大笔的钱，必须另想办法。不过，你们的任务还是很重的，一是要多做宣传工作，二是要筹集经费！”

一天深夜，正当方志敏为这大笔资金发愁时，五四运动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江西改造社创始人、《新江西》主编袁玉冰突然来访，和袁玉冰一起来访的还有《大江报》主编张田民。

张田民说，前些日子，他的一位亲戚去世了，是南昌的大资本家，死者有个儿子在美国长大，回来办丧事时，没有取用他父亲在银行的存款。如果能装扮成他儿子去兑他存在银行的国债券，那就不会引起银行的怀疑，但是要冒风险。

方志敏笑了：“想不到在九江学了点英语，先是用于读马克思的书上，如今又能在办书社上派上用场。张兄，放心吧。这个险我冒了！”

一天上午，有两位青年来到一家大银行的行长室里，一位是全身美国装束的阔少爷(方志敏)，另一位是随从翻译(张禅林)。阔少爷走近行长，用英语自我介绍：“我叫肖俊，对不起，不会说汉语。我父亲肖老爷已病故。我不想取用他在贵行的存款，只想把到期的债券兑换，请行长大力支持。”说毕，随从用汉语作了翻译。

行长看见阔少爷这副派头，又听说不取用其父的银行存款只兑换债券，便吩咐职员给予兑换了两千五百块现洋。此后，张田民又利用他的同盟会会员身份，发起对筹建书社的捐款，所得金额也不小。有了资金，方志敏筹建文化书社的各项工作也就很快就绪了。同时，赵醒侬又从上海购买了一批进步书刊，并派人运抵南昌。

文化书社旧址

经过大家的积极筹备，1923年1月初，“南昌文化书社”正式在南昌百花洲席公祠附近开业了，由方志敏担任经理。南昌文化书社专售革命书报，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江西第一个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据点。书社门面不大，但陈列的书籍却名目繁多，大都是新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报刊。一些普通书店不敢销售的书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论浅说》《共产主义ABC》以及《解放与改造》《向导》《先驱》等报刊，在这里都有出售。不过不公开陈列，而是放在后厅秘密销售。这个后厅实际上是一个学习室，它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每天光顾书社的人，大部分是南昌大中学师生、社会青年、店员和徒工。他们求知欲旺盛，渴望追求真理，新出版的书刊一到，立即争相购买。“南昌文化书社”因此也成为中共江西党团组织的诞生地。（乐安县档案局陈中华根据馆藏文史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