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南昌起义（一）

南昌起义时的周恩来

    1927年，正当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人武装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革命形势却发生了严重的逆转。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先后背叛了革命，将屠刀砍向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同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等联名发出，向中共中央建议，趁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反动政权尚未巩固之时，加紧组织武装力量，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这是在当时政治军事条件下，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从5月下旬起，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他努力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具体工作上做好了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成为新旧军阀的争夺之地，革命运动难以发展，而广东受革命影响深，工农运动基础好，经济比较发达，又地处沿海，便于取得国际援助，有利于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决定将党所掌握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大队以及湖南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集中到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与党所掌握的部队一起南下广东，以求发展。并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等到九江，与在第二方面军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的共产党员叶挺一起执行上述决定。此时，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正按照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由湖北东进讨伐蒋介石。其中，第四军、第十一军陆续到达江西九江地区，第二十军也由黄石乘船向九江开进。继而，中共中央指示在九江的同志：“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

会后，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军事部聂荣臻等人开会，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先到九江，向当地驻军中的共产党人传达中共中央决定，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并交代说：“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随后，聂荣臻等乘轮船抵达九江，向叶挺传达党中央的决定。聂荣臻等住在叶挺的司令部，向九江驻军中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决定，进行联络工作。
    7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发言提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接济军火物资。会议最终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起义。
    举行南昌起义的决策确定后，周恩来立即紧张地进行组织准备和军事部署。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赴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时研究了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结的部署，并派聂荣臻设法把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秘密到达南昌。来到南昌的第一天，就住在朱德寓所花园角2号的厅堂里，在此周恩来与朱德就南昌起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讨。7月27日晚，在江西大旅社喜庆礼堂，正式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并召开了前委的第一次会议，就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周密的部署，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7月28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告以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征询他的意见。贺龙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给中共前委接连发来两封密电，提出暴动宜慎重，要等他到达南昌后再决定。周恩来立即同其他前委成员商定，起义绝不能停止，继续进行准备工作。7月30日，张国焘来到南昌，在中共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一致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拍响了桌子，指出“张发奎深受汪精卫的影响，是不会同意这个起义计划的”、“暴动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当天的会议没能解决问题。第二天早晨，前委扩大会议接着召开，又继续争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又提出《中央委员宣言》的修改还要时间，起义再等一日，周恩来果断地说“宣言由我来改”。这时得到消息张发奎已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并发来了电报：“准一日到昌。”这时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了，再不起义就没有机会了。张国焘这时才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8月1日凌晨四时举行武装起义。后因出现叛徒，又提前了2个小时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二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2.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起义期间，周恩来在江西省立女子职业学校里，以“炮兵营”为代号指挥全局战斗。
    起义胜利后，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周恩来出席会议，并当选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参谋团成员。
    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发表周恩来改定的由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签署的《中央委员宣言》。《宣言》指出，国民党南京和武汉两个政府已成为新军阀的工具，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军阀与政客“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全国同志“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

8月2日，革命委员会还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共编为3个军。改编后的部队仍然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兼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和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任代前敌总指挥和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章伯钧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按照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胜利后部队南下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重新举行北伐。参谋团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会议，讨论南下的路线等有关问题。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和随第二十军行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纪功等参加会议。会议着重讨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决定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出发前，周恩来会见了当地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向他们了解江西各县农民运动发展的状况，特别是由南昌到临川再经寻乌到广东这一路上各县农民运动的状况、地方反动武装的情况、宗教封建势力的情况以及沿途居民有多少、有什么特殊的风俗习惯等等。他了解到，当时赣南的农民运动还没有很好地发动起来。
    8月3日开始，起义军开始陆续撤离南昌。周恩来在5日向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南昌起义的情况，然后离开南昌。这以后，中央和前委及起义军的联系就中断了。
    出发前，周恩来指示朱德给范石生、杨如轩等滇军将领写信，以示争取之意，并让朱德等带上前委的介绍信，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启用。事实证明，统一战线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当朱德率第九军教育团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出发，经过抚州杨如轩的防区时，杨如轩虽然没有拉起队伍跟朱德走，但他慑于革命声威，为了保全实力，同时考虑到与朱德多年同窗和袍泽的关系，还是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地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道路。朱德率部顺利通过了抚州。
    起义军踏上南征的道路后，意外的艰难和挫折相继而来。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部第十师，4日到进贤时，突然脱离起义部队，折往浙江，一下拉走了起义军四分之一的兵力。8月的江西，酷暑笼罩，天气热得使人难受。起义军南下后走的多是山路。因为要多带子弹，每人背负二三百发，还要扛机枪、大炮；由于反动派的造谣，沿途居民大多逃散，连食物和茶水也难以买到；许多战士得了赤痢，路上病倒的、脱队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军行三日，人困马乏，实力损耗三分之一。在南昌缴获的武器弹药，因运输困难，也大多被抛弃。但是大多数起义者的士气仍然很高，表现了很强的战斗意志。8月7日，起义军抵达临川，在临川停留了几天，部队得到了休息和整顿，还发给农民协会一些武器，并吸收了一些青年学生和工人纠察队队员、农民自卫队队员参加到起义军中来。李井泉就是其中之一。陈毅也在这时追赶上了起义部队，被任命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指导员。
    起义军第二十军8月25日在壬田与钱大钧部接触，取得了胜利，这是起义军南下后所打的第一仗。起义军乘胜占领了瑞金。8月30日，为免除后顾之忧，周恩来等决定乘敌人尚未集中兵力之时，主动击破会昌的钱大钧部再行南下。这是一场恶仗，也是起义军在南征途中取得的一个大胜仗。起义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伤亡达一千多人，在当时的全军人数中占了不小的比重。
    8月26日至9月1日，南昌起义领导机关和起义部队在瑞金停留约一周时间。在此期间，前委多次召开会议，分别对革命政权的性质、起义军旗号、土地革命政策、财政政策及行军计划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做出了一些重要决策。从瑞金开始，许多政策有了重要改变。关于革命政权性质和起义军旗号问题：鉴于武汉、南京国民党集团进一步合流，前委决定，抛弃国民党的旗号，将革命委员会的性质由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改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根据这一决定，革命委员会取消了原本就徒有虚名的国民党员的委员资格，增补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分子为委员；正式取消了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务中的“兼代”名义。关于土地革命政策：确定了没收地主土地不受亩数限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关于财政政策：决定由派款改为征发和没收地主钱粮以供军用。前委还在此改变了原定的行军路线：为避免与敌军再战于安远、寻乌，并得以在长汀安置伤员和利用汀江、韩江水道进行运输，决定转道入闽，由长汀、上杭入东江。
    在瑞金，根据贺龙的要求及其表现，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吸收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为周逸群、谭平山，并在瑞金绵江中学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前委书记周恩来亲自参加。周恩来在仪式上说：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在五十年后仍然记得这句话，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又说了一次。
    9月5日，在长汀，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写了第二个报告，汇报撤离南昌后的作战经过，并说：“望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起义军在长汀稍作休整，数百名伤员被送到医院治疗，并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对攻取东江的计划又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讨论。9月19日，起义军到达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地区。按照长汀军事会议决定，起义军实行第一次分兵：朱德率后卫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留守三河坝，警戒梅县方面的敌军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退路，必要时向兴宁、五华转移，与主力协同作战；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向潮州、汕头进军，以夺取潮州、汕头作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求得给养和弹药的补充，尔后再出汤坑，抢占东江地区军事要地兴宁、五华，并与东江各地农军取得联系，求得兵员补充，准备迎击来自河源之敌，或者与后卫第二十五师一起夹击来自赣南之敌。三河坝分兵，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9月下旬，张太雷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汕头，召开中共南方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求取消起义原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改名苏维埃，将军队开往海陆丰，会合当地农民武装，改组为工农革命军，并布置张国焘、李立三、谭平山等离开部队，起义军的一切事宜由周恩来负责处理。周恩来表示，目前军情紧急，一切变更要在击破汤坑之敌后方能实施。
    10月1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机关撤出汕头，向海陆丰转移，第二天到达普宁县境内的流沙镇。这时周恩来带病和前委一起部署作战方案，指挥部队作战，组织部队和领导机关转移。10月3日，叶挺、聂荣臻率南昌起义军主力陆续到达流沙镇，与中共前敌委员会等领导机关会合。
    在流沙镇的天主堂，周恩来抱病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即“流沙会议”。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参加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结了南昌起义军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部署南昌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计划和由地方党组织护送领导人撤离战区的工作。
    起义军主力在由流沙向海陆丰退却途中的乌石圩附近遭到敌陈济棠部第十一师和徐景唐部第十三师截击。叶挺、贺龙亲自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激战至4日晨，起义军主力伤亡严重。在第七十团团长董朗率领下杀开一条血路，向海陆丰地区转移。
    叶挺、聂荣臻守护发着高烧、神志不清的周恩来，由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作向导，于4日晨到达陆丰甲子港，准备由甲子港出海去香港。甲子港周围敌情严重，为了安全，第二天又转移到陆丰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其父郑阿仲）家中休养。病情稍好后，周恩来等由甲子港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