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南昌的报业发轫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首先创刊的是《通学汇编》，到了抗战胜利后，战时南迁的报刊陆续搬回南昌，报刊在南昌进入鼎盛时期。
　　为了更为深入地了解南昌报业的发展历史，记者来到南昌市档案局查阅了相关史料，据记载，抗战胜利后南昌的报刊达到近50家，其特点是发行量不大，发行时间也不长，日销量万份左右的只有三家，《南昌民国日报》、《中国新报》、《华光日报》形成当时南昌报业的三足鼎立之势。
《南昌民国日报》：
当时南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据南昌档案馆史料《南昌纪胜》记载，北伐军进入南昌不久，在国共合作的情势下，中共南昌支部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名义，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11月11日创办《南昌民国日报》。此报由洪宏义（该报首任社长）、徐先兆（首任总编辑）、陈资始（曾一度为该报总编辑）等主办。
　　据了解，该报纸大力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提高国民的觉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中共地方组织最早出版的机关报。“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南昌民国日报》被国民党右派分子所控制，改名为《江西民国日报》。
　　该报纸最大的特色就是依靠社会力量，合作编办专刊，当时的专刊有十多种，在泰和时更盛。该报的历史较长，仅副刊就有50多种，副刊初创时名为《呐喊》，具有浓厚的大革命色彩。
　　该报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最高日发行量达15000余份，发行途径主要是由省党部分发到各基层组织，并在各县党部分设销处。抗战时期，该报南迁，曾先后在吉安、泰和、兴国、瑞金、宁都等地出版，四次缩小，两次扩大，抗战胜利后迁回南昌复刊，1949年5月21日南昌解放时终刊。
《中国新报》：
版面活泼敢说敢言副刊偏重文艺学术
　　1945年11月12日创刊的《中国新报》，是抗日胜利时期南昌新闻报业中一张异军突起的报纸，属于国民党政学系，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在其中工作。报纸的日发行量号称是有万份，然而实际上其日销售量是8000余份，这在当时的南昌仍是发行量较大的报纸之一。《中国新报》于1949年5月下旬南昌解放时终刊。
　　据史料记载，《中国新报》政治背景坚硬，经济来源充裕，有可靠的后盾。董事长文群，后改为洪轨，两人均先后任江西省财政厅长、江西省政学系骨干，董事有熊在谓、丁砥南、吴叔芷、王德舆等，他们都是江西省政界的头面人物或商业财团巨商。另外，报社成立股份公司，既可向外招股集资，又可以民营新闻企业的姿态出现。
　　报纸的发行人兼社长熊在谓，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中央立法委员、江西政学系中坚人物。报纸的主笔与总编辑平级，主笔负责报纸言论、撰写和审发社论、核发专论等；总编辑分管新闻编辑、采访、副刊、校对等；经理丁砥南（兼副社长）分管印刷厂、总务、营业等。
　　该报很有特色，每周有时事评述，因其敢说敢言，很受读者欢迎。版面编排十分新颖活泼美观，尤其是标题和眉题花式繁多，报纸第二版面和第三版面刊登的内容全部都是国内外重要新闻，另外其标题切合内容、精炼且读者易读。报纸的副刊偏重文艺学术，深受青年学生和公务人员的喜爱，其中有《学林》、《新文艺》、《新艺术》、《世界之窗》、《政治周刊》、《青年之页》、《文化与教育》、《学校生活》等。
《华光日报》：
重视商业新闻深受商界人士青睐
《华光日报》是在1934年由徐喆仁集资在南昌创办，其自任发行人兼社长；1938年，南昌疏散，该报迁往分宜，由第九战区十九集团军政治部接办；后因战局动荡，且分宜接近前线，该报迁往吉安，改为经营印刷业务；1944年5月1日，《华光日报》在吉安复刊，复刊之初，以“午报”形式问世，不久后改为日报对开四版一大张。
　　在史料《南昌纪胜》中记载，《华光日报》是抗战胜利后，迁来南昌并为南昌重光后的第一份报纸。因其重视商业新闻和商品行情，同时做到了准确及时，得到了全省商界人士的重视、信任和青睐，与当时《南昌民国日报》、《中国新报》鼎足而立。
　　复刊之后，《华光日报》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南昌。报纸立足于经济建设，以商业为重点面向市场，作为纯民营商业性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内容上更加充实，由专人负责每天不断撰写社论与短评，每周刊登市场评述。另外，报纸扩大商业新闻量，添加市场漫步、商品知识介绍及主要的商品行情。
　　而为了扩大新闻报道的领域，报社从采访部抽调人员长驻庐山、上海、南京、汉口、广州等地采访新闻、报道商品行情等。值得一说的是，该报一些重要新闻均配有摄影图照，这在解放前的南昌是独有的。报纸的副刊改名为《华言》，除原有的《各地通讯》、《社会服务》外，另辟《南昌市场》、《店员园地》、《摄影与版画》等。1949年5月南昌解放后，该报停刊。